孙期塑像
在成武县博物馆人文展厅，有一尊伯乐后裔、大孝子孙期的塑像。孙期（约公元年-年），字仲彧，济阴成武（今孙寺镇孙寺村）人，东汉经学家。自幼天资聪慧，嗜学勤奋，学业超人，十二三岁即入县学，攻读钻研诸子百家典籍。因家贫弃学，依靠在大洼牧猪的微薄收入奉养老母。尽管生活清苦，但依然手不释卷。孙期曾被察举入仕，但因早已看穿并厌恶腐朽的朝廷，拒绝为官。一生著有《诗经》28卷、《诗训诂》27卷。东汉后期，察举制日益利益固化的情况下，能被举孝廉，源于孙期带动四邻八乡逐渐形成好学、仁让、至孝的良好风气的因素。
西汉初年，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僚任职三年以上，可以送子弟一人到京师为郎，叫作“任子”；拥有资产十万钱（景帝时改为四万钱）且非商人者，自备衣马之饰，也可以候选为郎，称“赀选”。郎是皇帝的侍从，有议郎、中郎、侍郎、郎中等，内守门户，出充车骑。郎在郎署娴习“汉家故事”，以备补授别的官职。汉初地主阶级子弟为郎，是出仕朝廷的一个重要阶梯。在这种选官制度下，较高的官吏多数出于郎中、中郎等郎官和吏二千石子弟，选郎吏又以财富为准，未必都能得人，所以，难以适应日益加强的专制王朝需要。惠帝以来，朝廷在各郡县推选“孝悌力田”，免除徭役，让他们“导率”乡人。文帝诏“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”，多从现任官吏中选拔，均未形成制度。
武帝初年，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，提出了列侯郡守二千石，各自选择其吏民之贤者，岁贡两人，以给宿卫的主张。包括岁贡和定员，有吏有民，在制度上比文帝时的诏举较为完备。元光元年（前），武帝初令郡国举孝、廉各一人，郡国举孝廉的察举制就此形成。察举制初行的几年，郡国执行不力，武帝下令规定，二千石不举孝，以不敬论罪；不举廉，以不胜任免官。
武帝以后，孝廉一科成为士大夫仕进的主要途径，被举的孝廉，多在郎署供职，由郎迁为尚书、侍中、侍御史，或外迁县令长丞尉，再迁为刺史、太守。武帝又令公卿、郡国举茂才、贤良方正、文学等，从中拔擢了一些人才。不过，这类察举属于特科性质，并不经常举行。此外，还有献策上书为郎、射策田科为郎、陇西等六郡良家子弟为郎等选官途径。
武帝在长安城外，为太常博士的弟子兴建学校，名为太学，使他们在太学中随博士受业。博士弟子共50名，由太常选择民年18岁以上仪态端庄者充当，入学后免除本人徭赋。还有跟博士“受业如弟子”的若干人，由郡县择人充当。这些人学成经考试后，按等第录用。武帝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，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。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封建官僚，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，也起了重要作用。
实行察举制度和建立太学后，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局面有所改变，一般地主子弟入仕的门径有所扩大，少数平民百姓也得到了入仕的机会。在这种新的制度下，皇帝通过策问和考试，可以在较大范围内选择称职的官吏，这对于网罗人才，加强皇权统治，具有重大的作用。
凡事有利有弊，察举制也存在严重弊端：一是虽然察举科目很多，但天下之大，贤人之众，不可能把所有贤人都推荐给朝廷，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贤才被埋没在乡村野氓中，终身未得任用，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和浪费。两汉由察举而成为官吏的士人只占总官吏人数的极少部分，致使行贿受贿、不正之风及宗派利益集团产生；二是对士人道德品质的考察不好操作；三是地方乡闾因之有了“清议”评议之风，左右了人才选拔；四是东汉中后期，地方选举权被少数公卿大臣、名门望族所控制，他们选士任官往往推荐名望家庭的子弟而不管其学问品质如何，致使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，被察举者也大都名不符实，“举秀才不知书，察孝廉父别居，寒素白浊如泥，高第良将怯如鸡”。
即使东汉后期察举制严重走样，但由于孙期声望日盛，济阴郡守仍向朝廷荐举入仕，孙期竟一口回绝；黄巾军经过孙期家乡时约法：“莫犯孙先生舍”。可见，其当时影响之深；董卓专权后听闻孙期贤，特派能言善辩的司徒黄琬延请，但他始终不为所动，尽心侍母。去世后葬于故里，清代被祀入孝义祠。文/图隋启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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